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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个剧依然继续下去，大家拍电视像拍皮球似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就完成了二十集，然后大家放大假，各自分到十万块钱回上海。

不幸的是，开车的人发现了这辆摩托车的存在，一个急刹停在路上。那家伙大难不死，调头回来指着司机骂：你他妈会不会开车啊。

此外还有李宗盛和齐秦的东西。一次我在地铁站里看见一个卖艺的家伙在唱《外面的世界》，不由激动地给了他十块钱，此时我的口袋里还剩下两块钱，到后来我看见那家伙面前的钞票越来越多，不一会儿就超过了我一个月的所得，马上上去拿回十块钱，叫了部车回去。

到了上海以后，我借钱在郊区租了一个房间，开始正儿八经从事文学创作，想要用稿费生活，每天白天就把自己憋在家里拼命写东西，一个礼拜里面一共写了三个小说，全投给了《小说界》，结果没有音讯，而我所有的文学激情都耗费在这三个小说里面。

第三个是善于在传中的时候踢在对方腿上。在中国队经过了边路进攻和小范围配合以后，终于有一个幸运儿能捞着球带到了对方接近底线的部位，而且居然能把球控制住了没出底线，这个时候对方就扑了上来，我方就善于博得角球，一般是倒地一大脚传球，连摄像机镜头都挪到球门那了，就是看不见球，大家纳闷半天原来打对方脚上了，于是中国人心里就很痛快，没事，还有角球呢。当然如果有传中技术比较好的球员，一般就不会往对方脚上踢了，往往是踢在人家大腿或者更高的地方，意思是我这个球传出来就是个好球。

听了这些话我义愤填膺，半个礼拜以后便将此人抛弃。此人可能在那个时候终于发现虽然仍旧是三菱的跑车，但是总比街上桑塔那出去有面子多了，于是死不肯分手，害我在北京躲了一个多月，提心吊胆回去以后不幸发现此人早就已经有了新男朋友，不禁感到难过。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非常希望拥有一部跑车，可以让我在学院门口那条道路上飞驰到一百五十，万一出事撞到我们的系主任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而且这样的节目对人歧视有加，若是嘉宾是金庸巩利这样的人，一定安排在一流的酒店，全程机票头等仓；倘若是农民之类，电视台恨不得这些人能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席地而睡，火车票只能报坐的不报睡的。吃饭的时候客饭里有块肉已经属于很慷慨的了，最为可恶的是此时他们会上前说：我们都是吃客饭的，哪怕金庸来了也只能提供这个。这是台里的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