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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刚来北京的时候，跟朋友们在街上开车飞快，我的一个开黄色改装车的朋友，是让我们这样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一直能从我看来不可能过去或者过去会让后面的车骂的空档里穿过去，他在街上飞车很多年从来没有追过别人的尾倒是被别人追过几次尾。另外有一辆宝马的Z3，为了不跟丢黄车只能不顾撞坏保险杠要等三个月才能有货的风险，在街上拼命狂开，而且此人天生喜欢竞速，并不分对手等级，是辆面的或者夏利也要全身心投入。另外有一个本田的CRX，避震调得很矮，恨不能连个不到五度的坡都上不去，并且经常以托底为荣，最近又加入一个改装很夸张的黄色捷达，此公财力不薄，但老婆怕他出去香车美人地风流所以不让他换车，所以天天琢磨着怎么样才能把自己的车开报废了，加上最近在广东私自装了一个尾翼，貌似莲花，造型婀娜，所以受到大家的嘲笑，不得不把心爱的莲花尾翼拆除，所以心中估计藏有一口恶气，加上他的报废心理，所以在街上也是不顾后果，恨不能在路当中的隔离带上开。面对战斗力这样充足的朋友们，我是最辛苦的，因为我不认识北京的路，所以不得不在后面狂追怕迷路。

我泪眼蒙回头一看，不是想象中的扁扁的红色跑车飞驰而来，而是一个挺高的白色轿车正在快速接近，马上回头汇报说：老夏，甭怕，一个桑塔那。

我喜欢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赛车这个东西快就是快，慢就是慢，不像所谓的文艺圈，说人的欣赏水平不一样，所以不分好坏。其实文学这个东西好坏一看就能知道，我认识的一些人遣词造句都还停留在未成年人阶段，愣说是一种风格也没有办法。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我深信这不是一个偶然，是多年煎熬的结果。一凡却相信这是一个偶然，因为他许多朋友多年煎熬而没有结果，老枪却乐于花天酒地，不思考此类问题。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我们忙说正是此地，那家伙四下打量一下说：改车的地方应该也有洗车吧?

这个时候我感觉到一种很强烈的夏天的气息，并且很为之陶醉，觉得一切是如此美好，比如明天有堂体育课，一个礼拜以后秋游，三周后球赛，都能让人兴奋，不同于现在，如果现在有人送我一辆通用别克，我还会挥挥手对他说：这车你自己留着买菜时候用吧。

后来我将我出的许多文字作点修改以后出版，销量出奇的好，此时一凡已经是国内知名的星，要见他还得打电话给他经济人，通常的答案是一凡正在忙，过会儿他会转告。后来我打过多次，结果全是这样，终于明白原来一凡的经济人的作用就是在一凡的电话里喊：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

中国人首先就没有彻底弄明白，学习和上学，教育和教材完全是两个概念。学习未必要在学校里学，而在学校里往往不是在学习。